作者：黃德烈
從清順治十二年開始，寧古塔〈今黑龍江牡丹江市轄區(qū)內古地名，即現在的寧安市）成了朝廷流放人員的接收地。許多被統(tǒng)治者認為對他們統(tǒng)治不利的人，流放到寧古塔，是為寧古塔流人。他們當中有的是官吏、文人雅士，有的是藝匠，有的是戰(zhàn)俘，也有無辜百姓。不同的人，不同的遭遇，不同的罪名，來到這同一塊土地上。他們在這塞北寒山飲凄風苦雨、茹荒野寂寥，在悲慘的境遇中勉強生存的同時，也為東北邊荒的開發(fā)建設以及文化、教育、藝術諸方面的發(fā)展做出了杰出的貢獻。本文只就當時在寧古塔由幾位著名流人建立的"七子詩社"，進行一番分析探討。
一七子詩社的由來
七子詩社是清初康熙四年寧古塔流人自發(fā)組成的一個詩社�？梢哉f，它是關東大地有史以來的第一個文學團體，它的建立、活動及其影響在今天看來，意義仍比較深遠。
詩社由被流放到寧古塔的所謂滿清"罪人"中的七位詩文俊碩組成，他們分別是張縉彥、吳兆騫、錢威、姚其章、錢虞仲、錢方叔、錢丹季。
張縉彥，河南新鄉(xiāng)人，明萬歷二十七年（字坦公，號外方子，又號大隱，筏喻道人，箓居先生。明天啟元年〈1620中舉人，崇禎四年中進士，崇禎十六年。)任兵部尚書。李自成起義軍攻入北京后被俘，后逃回家鄉(xiāng)，曾一度依附南明皇帝弘光。清順治三年二月，張縉彥見恢復明朝無望，遂降清。后來清廷內部出現黨爭，張縉彥因依附北黨而被降職，又遭人彈劾，于順治十七年十一月因"煽惑人心"、"巧辯欺飾"等罪擬斬，后詔從寬免死，流徙寧古塔。張縉彥工詩，還是曲拍高手，喜好昆戈名曲，并且明樂律，曾經從關內帶來戲班，演繹昆曲南音。
吳兆騫對他的評價是"河朔英靈，而有江左風味"。
吳兆騫〔1631—1654〉，字漢槎，江南吳江人。出身于書香門第與貴賈之家，"少穎悟，有奇才"，九歲時就寫有數千言《膽賦》。順治十四年，吳兆騫參加南闈鄉(xiāng)試，考中舉人,但不久就在震驚朝野的江南丁酉科場案中，"為仇家所誣陷"，由于"一紙謗書"而銜冤人獄，最后雖然"審無情弊"，可仍于次年被遣戍寧古塔。由于文名卓著，時黑龍江將軍巴海聘請他為書記兼家庭教師。他是詩社重要成員，其詩為典型的邊塞詩，以詠自然風光、民風土俗及抗俄斗爭為主。
錢威，字德惟，亦江南吳江人，也以順治丁酉科場案牽累被流放。吳兆騫對他的評價是"議論雄肆，詩格蒼老"，就他流傳下來的惟一一首長詩《送吳漢搓同年南還》來看，確實特色突出，格調不凡。
姚其章，字琢之，金陵（今南京市）人。在順治丁酉科場案中，也是以時忌，流寓塞外"。平時"不聞說詩"，等到送別友人或與友人唱和時，他"迫而后應"，寫出了"寒天笳角鴻聲里，絕塞星河雪影中"及"孤城臨落日，萬木冷秋山"等詩句，"一座嘆以為勝絕"，被張縉彥譽為"此必沉酣于唐人者也"。
錢虞仲，名志熙，與其弟方叔、丹季，為歸安〈今浙江吳興）錢價人之弟。虞仲兄弟至戍所后，與吳兆騫交往頻密，其詩被吳兆騫譽為"才筆特妙"。
二七子詩社成立的原因
所謂結社，是文人們?yōu)橐髟娮魑亩Y成的文學社團。中國是詩的國度，在特定的游戲規(guī)則和時間限制下，吟詩似乎更易于表現文人的智慧、機敏和才情，所以大多數文社實際上以吟詩為主，因而叫做"詩社，'，又叫吟社、詩會、雅集。文社大多數是定期聚會，聚會地點比較固定，擁有相對穩(wěn)定的成員，活動時間比較持久，在特定的地域內產生過一定影響。結社最晚中唐時已有，"大歷十才子"司空曙的詩中就有"結社"、"洛陽舊社"等語。經過北宋文人的推動，南宋時文人結社巳是蔚然成風，至明末而最盛。清初，天下初定，而結社之風依然不衰，文社遍及大江南北。我們說，文人結社作為一種文化習俗，在文人圈子里代代承續(xù)，那么，寧古塔的"七子之會"得以成立，也就不難理解了。
然而,七子詩社的成員身份終究是流人，難道清統(tǒng)治者容許流放犯如此逍遙地生活和自由地結社嗎？這應該有兩方面原因：
一是在清初，滿族人主中原，雖然定鼎北京，但由于南方各族人民的反抗活動一直沒有停息，統(tǒng)治者意識到鞏固政權光憑武力鎮(zhèn)壓難奏其效。作為穩(wěn)定政權的措施之一，還必須安撫人心。統(tǒng)治者知道，在這個漢族居多的國度，首先就是要實行對漢族知識分子的拉攏策略。清統(tǒng)治者人關以前漢化程度就已經比較高了，前期的幾代皇帝又都自幼飽受漢族詩書熏陶，十分重視對漢族傳統(tǒng)文化的吸收。于是，從文化上承認漢族的先進性并接過歷朝傳承下來的統(tǒng)治資源，便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而作為文化的傳承者，文人們對政權的作用不言而喻，所以，清初統(tǒng)治者極力對漢族文人實行籠絡政策。拉攏的方式多種多樣，除了仿效明朝開科取仕"外，他們還設立"博學鴻詞"科，^征召江南文化名人。對漢族知識分子的結社交游、吟詩寫戲，不僅不禁止，有時還故意慫恿。所以在清初，文人結社是很正常的。而張縉彥、吳兆騫、錢威等人自幼即受結社思潮的影響，并且也曾身溽其中，在塞外想到這樣的文化排遣行為，就是非常自然的了。
二是寧古塔戌地滿族掌權者的容忍。在張縉彥、吳兆騫、姚其章、錢威等人結成塞北"七子詩社"之際，適逢滿族二品大員巴海以黑龍江將軍銜主政寧古塔。巴海，姓瓜爾佳氏，滿洲鑲藍旗人。順治十四年，授內翰林院侍讀學生。十六年，其父沙爾虎達因抗俄連續(xù)出征積勞成疾病死在寧古塔都統(tǒng)府，順治皇帝指示：其子接任父職。此后沒幾年，巴海成為第一任寧古塔將軍。
巴海治理寧古塔期間，對寧古塔地區(qū)的開發(fā)，促進各民族的經濟、文化交流，抗擊沙俄，鞏固邊防等方面，都起了歷史性的積極作用。這里固然有其政治、軍事、經濟方面的管理能力，同時也與他重視和利用文化流人有極大關系。在巴海任內，修建了寧古塔新城。這是由于寧古塔的地位日趨重要，舊城地勢狹小已無法適應政治、經濟的發(fā)展，康熙四年〉，將寧古塔衙門從舊城（今牡丹江海林市舊街）遷至新城（今寧安市），修筑了從寧古塔新城至吉林烏喇（今吉林市）、盛京（今沈陽）、三姓〈今依蘭〉、琿春和阿拉楚格〈阿城）等地的驛站，以便利寧古塔與盛京今沈陽）的交通運輸及信息傳遞。為了寧古塔新城文化、經濟的繁榮，巴海對流人的文化和教育活動一直是支持的，這其中固然有他治理轄區(qū)需要有政治作為的理念，同時也與滿族上層人士對漢族文化的仰慕有極大關系。清初，習漢文、尊漢俗在滿族人中"競慕成風"，巴海自然也受此風習影響，所以對漢族知識分子流人不僅沒有過分的管壓，而且力主優(yōu)渥，盡量利用族流人的文化知識來為寧古塔的文化發(fā)展服務。鼓勵流人辦學授徒、集貿經商、開墾種植。他不僅禮聘吳兆騫為自己的衙門書記，并且還身體力行，主動聘吳兆騫教授自己的兒子學習漢族文化。所以，他對流人們的結社交游、作文吟詩這樣的文化活動不予干涉和禁止，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三七子詩社的活動及影響
詩社成立于康熙四年夏，由張縉彥召集發(fā)起。七子之會的活動，據記載是每月集會三次，然后分派題目，限定詩韻，吟詩作賦。詩社不僅活動頻繁，而且還多"宴游雅集"，如《同諸公飲城東水次分韻得春字》、《席上賦得吳郡》、《早秋陪諸公游密將山》等許多詩作，都是在活動中產生的。在詩社這樣的友情組織中，詩人一掃流人身份的抑郁情緒，把自己對文字掌握的技巧充分運用起來，把自己文化人的人生價值充分體現出來，而寧古塔的山水風光、氣候節(jié)令、人情習俗等就是他們最好的創(chuàng)作源泉。
七子詩社的活動時間不是很長，本來在康熙九年，由于張縉彥病卒，詩社活動幾乎瀕于停止,但由于此年和次年先后有張賁、陳志紀、王定之及吳兆騫的門人陳光啟的來到和加人，詩社的活動又得以延續(xù)了一陣。
陳光啟，字昭令，"秀而嗜學"；陳志紀，字雁群，是七子之會后期的重要成員。但陳志紀不幸早逝，這不僅使詩社同仁傷悲，亦對詩社的活動有一定影響。終于因種種原因，先前那樣規(guī)模性的宴游分韻活動還是停歇了。不過，流人的文化創(chuàng)作活動一直沒有停止,更為重要的是，從此這塞北荒漠就有了文化清泉的流淌，寧古塔詩歌和中原的吟唱韻味同調了。
在詩社同道的互相砥礪和酬唱下，流人的創(chuàng)作才情大增，流傳下來的詩作不少，其中，吳兆騫的作品于康熙十八年結集刊印，名之為《秋笳集》，所收之詩作三百多篇，大部分是詩社期間所作。他的詩充分反映了作者謫居寧古塔的所見所感，抒寫出窮愁苦悶的被逐情懷,描繪了壯美冰寒的塞上風光，記述了奇彩紛呈的民族特色以及邊疆軍民抗俄的滾滾烽煙。吳兆騫的詩意境闊大，感情深沉，格調凄傖，獨具特色，尤其是在邊疆軍民抗俄斗爭中，詩人寫下了大量具有新的意境和現實主義風格的邊塞詩篇，為世人描繪了反侵略戰(zhàn)爭的風云畫卷。不僅如此，詩人還親身參與了那里的戰(zhàn)斗生活，如他在《野宿》詩中寫道："金笳不動關山月，鐵騎長寒海戌風。自是驃姚去塞外，空慚孫楚在營中。十年書劍長征慣，悵望深霄更倚弓。"在《寒食》詩中也寫道："昨歲從軍栗末城，今年寒食尚行營。……年華已分沙場老，敢向春風恨遠征。"軍旅中的戰(zhàn)斗生涯，使他的詩作更具有自己獨特的邊塞特色，成為繼唐邊塞詩后又一詩苑奇葩，他也無可爭議地成為清初東北詩壇的領袖人物。其他如張縉彥、姚其章、錢虞仲等人，也都有不俗的詩作，只可惜由于種種原因，出版?zhèn)鞔娴谋容^少，我們只能從他們同儕友人和后輩的點滴記敘中，略窺其詩作的輝光了。
寧古塔流人詩社是黑龍江大地上第一個文學團體，它的意義和影響是極深遠而重大的。
第一，就文學方面講，它與順治年間在遼寧成立的冰天詩社同為流人自己組成的文學團體，他們用漢民族優(yōu)秀的文化為東北的文化荒漠吹過一縷春風。正是由于他們播撒下的詩歌種子，經過一段時間的涵養(yǎng)發(fā)育，于嘉慶、道光年間，在東北崛起一批本地的鄉(xiāng)土詩人，其代表人物有奉天的繆公恩、吉林的沈承瑞。另外，由于東北詩人傳承著結社習慣，清末仍然有不少有影響的詩社，如吉林的"松江修暇社"和"雪蕉詩社等社團，形成了著名的"文人集團"。第二，就文化方面講，人的這種文化精神的傳播，不僅贏得了當地民眾的尊重，加深了滿漢之間的感情，促進了民族團結，也使得當地少數民族的民眾文化修養(yǎng)有了極大的提升。滿族民眾不僅樂于與漢族流人交朋友，還熱心普及知識，傳播文化，吸取漢族先進文化，一時學習空氣很濃。不少滿族人士特別是上層人物，不僅重視文化，尊重愛護流人文士，也熱衷于文化事業(yè),促成了滿族漢化步伐的加快。如前文所述，巴海將軍曾聘吳兆騫為家庭教師，教其二子。由于文化知識的提高，出土文物亦得到重視。康熙十五年，在離寧古塔四十里的沙兒虎舊城出土了一個"大苦州印"的遼代銅印，當即被"傳送禮部"(楊賓《柳邊紀略》）。由于滿漢共同重視文化，彼此之間的共同語言也就多了，寧古塔的七個寺廟，"春夏間滿漢男女載酒征歌無虛日，文人多賦詩以紀其盛"（同上〉。
有了這種文化的追求與表現，民族的融合才有了可能，而文化的融合又促進了邊疆的發(fā)展，無怪乎來自內地的楊賓寫詩詠道："如今風俗變，一一比皇畿。
第三，就思想方面而言，寧古塔流人詩社使我們看到當時文化思潮所帶來的社會變化。審視歷史就會看到，明末清初，中華民族的國家概念更加清晰，民族也繁榮，而思想界的飛躍也在此時發(fā)生了，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就是那個時代"塔尖式"的人物。但是，何以會在明末清初出現這樣令人囑目的"塔尖式"人物呢？這就是因為有一個能夠托起偉大思想家的堅實而深廣的"塔基"。所謂"塔基"，就是思想家所生活的那個時代。
清初的思想家在改朝換代的大變革時期，不可能不去思考社會。他們思考的結晶就是講求"經世致用"，反對宋明理學的"空疏學風"。顧炎武提出重新認識"國家"和"天下"，提出"亡國"不可怕，因為那只是一家的事，只有"亡天下"才是整個民族文化的毀滅，才是可怕的；還有王夫之的"知行相資"思想和黃宗義的重視文化教育的思想，在寧古塔流人中都得以體現，所以，才有了流人在其創(chuàng)作中所表現的國家認同感，而流人詩文在內地的傳播，也使國人認識到國家河山的另一面，對內地文化思想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單位：牡丹江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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