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時期,遠赴西域的詩人除駱賓王,還有來濟和張宣明。前者于顯慶五年"))徙庭州刺史,龍朔二年)領(lǐng)兵抗擊突厥,后者曾出 使西域的三姓咽面。來濟只在出玉門關(guān)時作短詩《出玉關(guān)》,凄慘悲涼, 張宣明的《出使三姓咽面》雖激昂豪邁,卻未寫出邊塞風光和細膩的心理感受,均不能和駱賓王相提并論。駱賓王在邊塞詩中展示出開闊的地理視野和深沉的歷史情懷,更為重要的是,他跨越時空將漢唐兩大帝國在其精神世界相互對接,從漢代英雄的不朽業(yè)績中汲取文化營養(yǎng),變?yōu)樽?/span>己從軍的精神動力。對于駱賓王來說,西域是一個特殊的地理區(qū)域, 唐朝此時經(jīng)略的地方,正是幾百年前漢代英雄叱咤風云的戰(zhàn)場。這就不能不讓詩人浮想聯(lián)翩,走進歷史的深處,與漢代英雄進行精神對話。
因此,在駱賓王的邊塞詩中,時間和空間、地理和歷史是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
邊塞詩提及漢代英雄,始于南北朝。如鮑照《代東武吟》:"始隨張校尉,占募到河源。后逐李輕車,追虜空塞垣。"吳均《出關(guān)》:"是時張博望,夜赴交河城。"《邊城將》:"君看班定遠,立功不負義。"蕭綱《從軍行》 :"貳師將軍新筑營,嫖姚校尉初出征。"可惜上述詩人沒有出塞經(jīng)歷, 真情實感無從談起。駱賓王就不同了,他在出塞之前就將漢代英雄引為楷模,到邊塞之后這種英雄意識變得更為強烈了 。駱賓王在邊塞詩中提到的漢代英雄有張騫、霍去病、竇憲、班超、耿恭以及蘇武、崔駟、陳平等。
我們試引詩做一介紹。其《宿溫城望軍營》說:"投筆懷班業(yè),臨戎想霍勛。',是指投筆從戎立功西域的班超和北伐匈奴的霍去病,"霍"一作"顧","顧"指晉代顧榮,在西域說顧榮,多有不合,且班、霍均是漢代英雄,更符合詩人當時的心情。投筆從戎之際,以班超的業(yè)績激勵自己, 身在邊塞軍中,緬懷霍去病的豐功而自我鞭策。他在《在軍中贈先還知己》中又說:"獻凱多慚霍,論封幾謝班。"將霍、班的偉業(yè)視為自己人生追求的目標,對比之中,故有慚愧之情。據(jù)《后漢書班超傳》:"(超〉家貧, 常為官傭書以供養(yǎng),久勞苦。嘗輟業(yè)投筆而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于是投筆從戎,立功邊塞。據(jù)《史記,霍去病傳》,霍去病數(shù)次領(lǐng)兵抗擊匈奴取勝, 漢文 史 百 題武帝令其視宅第,霍去病發(fā)出"匈奴未滅,無以家為"的豪邁誓言。班超晚年在西域上書皇帝請求東歸,"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人玉門關(guān)。
駱賓王《從軍行》云:"不求生人塞,惟當死報君。"此處反用班超典,更突出了駱賓王誓死報國的決心。他在《久戍邊城有懷京邑》中說"拜井開疏勒",用漢代駐守西域的名將耿恭典;在《西行別東臺詳正學士》中又說:"泄井懷邊將, 尋源重漢臣。"據(jù)《后漢書,耿恭傳》:耿恭率兵據(jù)疏勒城,匈奴圍困,截斷水源,人馬干渴困乏,"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 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 水泉奔出,眾皆稱萬歲。""尋源重漢臣"一句乃指張騫,漢武帝曾派張騫等人尋黃河源頭?梢婑樫e王在詩中提及漢代英雄,不是在搬弄史書典故,而是尋找建立功業(yè)的榜樣激勵自己。出塞從軍之前,他在《詠懷古意上裴侍郎》中就暗^激勵自己:"勒功思比憲,決略暗欺陳。"竇憲曾北擊匈奴,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陳平是劉邦的重要謀臣,曾設(shè)計擒韓信,解平城之圍,"凡六出奇計"。駱賓王任俠使氣,胸懷闊大,他以一個詩人的身份與歷史上的英雄相比,這本身就是一種自信,典型地體現(xiàn)了唐代詩人昂揚奮發(fā)的精神風貌。駱賓王的精神訪古不僅有武將,還有文臣,其《邊夜有懷》曰:"蘇武封猶薄,崔宦不工。"蘇武出使匈奴,大義凜然,寧死不屈。崔騮曾隨竇憲北擊匈奴,指陳時事,反遭罷黜。駱賓王筆下的這些漢代英雄當年在西域、北疆叱咤風云,上演了人生精彩壯麗的一幕,駱賓王將對他們的景仰崇拜之情融鑄筆端,充滿了要在大唐盛世有所作為的英雄氣概。
初唐時期,這種崇漢文化心態(tài)在詩人當中是比較普遍的。竇威《出塞曲》:"會勒燕然石,方傳車騎名。"崔堤《塞垣行》:"一朝棄筆硯,十年操矛戟。豈要黃河誓,須勒燕然石?舌的裂虺,海上久為客。"短短六句詩便提到了班超、竇憲和蘇武三個漢代英雄。張宣明《使至三姓咽面》:"昔聞班家子,筆硯忽然投。一朝撫長劍,萬里人荒陬。"沈佺期《塞北二首》其一"何言投筆去,終作勒銘回"等,都是這種崇漢文化心態(tài)的反映,只是駱賓王表現(xiàn)得更集中更強烈罷了。當然,初唐時期的這種崇漢文化心態(tài)反映的只是詩人激勵自己投筆從戎,建功立業(yè),還未將漢代英雄與唐代的邊塞狀況聯(lián)系起來。到了盛唐時期,隨著邊塞沖突的日 益加劇和社會形勢的變化,詩人在漢唐對比之中融進了對時代的憂慮, 因而此時的崇漢文化心態(tài)便有了更為鮮明的指向性和深刻的文化內(nèi)涵 。如高適《淇上酬薛三據(jù)兼寄郭少府微》說:"倚劍對風塵,慨然思衛(wèi)霍。
在《燕歌行》中又說:"君不見沙場征戰(zhàn)苦,至今猶憶李將軍。"王昌齡《出塞》慨嘆"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都是憂慮邊塞危機而呼喚名將,隱含著對時代的不滿。從這個意義上說,駱賓王邊塞詩中的崇漢文化心態(tài),是時代文化心理在他心靈中的折射,反映了初唐時期文人對漢代軍武精神的心理認同。當盛唐邊塞詩人將對邊塞現(xiàn)實的憂患 意識和崇漢心態(tài)融為一體的時候,邊塞詩就具有了深邃的歷史內(nèi)涵和反映社會現(xiàn)實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