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代 邊 塞 詩 的 高 峰 期 在 盛 唐 ， 此 時 名 家 輩 出 ， 量 多 質(zhì) 高 ， 后 世 研 究 者 多 著 力 于此 ， 成 果 亦 豐 。 然 而 初 唐 駱 賓 王 的 邊 塞 詩 無 論 內(nèi) 容 、 文 化 意 蘊 ， 還 是 藝 術(shù) 風(fēng) 格 ， 都 頗具 特 色 ， 在 唐 代 邊 塞 詩 中 占 有 重 要 地 位 。
唐代邊塞詩的高峰期在盛唐，此時名家輩出，量多質(zhì)高，后世研究者多著力于此，成果亦豐。然而初唐駱賓王的邊塞詩無論內(nèi)容、文化意蘊，還是藝術(shù)風(fēng)格，都頗具特色，在唐代邊塞詩中占有重要地位。
駱賓王，婺州義烏（今浙江義烏）人，因其父在博昌（今山東博興) 為官，幼時便隨家北遷博昌父親任所。高宗龍朔元年，駱賓王被道王李元慶辟為府屬，后拜奉禮郎，東臺詳正學(xué)士。咸亨元年"，駱賓王因事被貶，遠赴西域從軍，不久又到西南邊塞，人姚州道大總管李義軍幕。儀鳳三年，歸朝任侍御使，因事被誣下獄，次年獲釋，旋赴幽燕軍幕。三次從軍，使駱賓王的足跡遠達西域和西南、東北邊塞，這極大地豐富了他的人生閱歷,不僅為其詩歌創(chuàng)作提供了生動鮮活的素材，也為邊塞詩注人了強烈的時代氣息。
駱賓王從軍邊塞，既有個人的因素，也有時代的因素。公元618年，唐朝統(tǒng)一中國，成為繼漢之后又一個強大的帝國。但是，唐朝自開國初一方面,唐朝初期的經(jīng)濟繁榮和社會穩(wěn)定，激發(fā)了文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他們洋溢著蓬勃朝氣和進取熱情，恥于皓首窮經(jīng)，推崇任俠尚武， 渴求建立功業(yè)。"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楊炯《從軍行》)便是生動的寫照。駱賓王在《詠懷古意上裴侍郎》中也袒露心扉："窮經(jīng)不沾用，彈鋏欲誰伸。天子未驅(qū)策，歲月幾沉淪。輕生常慷慨，效死獨殷勤。"詩人價值取向的變化，導(dǎo)致人生道路的重新選擇，于是，初唐許多詩人都有出 塞從軍或使邊游邊的經(jīng)歷。如王無競、盧照鄰、張宣明奉命使邊，喬知之、陳子昂、張敬忠、崔融、蘇味道等出塞從軍。比較而言，駱賓王出塞從軍的次數(shù)多，時間長，足跡遠，他用親身經(jīng)歷和細膩的筆觸，為初唐邊塞詩開拓了一片新奇的天地。
聞一多在《唐詩雜論》中說："宮體詩在盧駱手里是由宮廷走向 市井，五律到王楊的時代是從臺閣移至江山與塞漠。臺閣上只有儀式的應(yīng)制，有'締句繪章，揣和低昂'，到了江山與塞漠，才有低徊與悵惘，嚴肅與激昂。"四杰之中，王勃沒有出塞經(jīng)歷，他的詩歌只能說是移至江山 ，楊炯有邊塞詩卻未曾出塞。而盧駱均有出塞經(jīng)歷，尤其是駱賓王的邊塞詩，真實記錄了他從軍數(shù)年南北轉(zhuǎn)戰(zhàn)的苦樂悲歡，決非泛泛而談。駱賓王走向邊塞，不僅開拓了題材，把詩歌從宮廷和臺閣中解放出來，更重要的是把邊塞詩創(chuàng)作和邊塞生活實踐結(jié)合起來，擺脫了依憑漢代史書和空想擬作，使邊塞詩因為作者親歷而更加真實，更加富有魅力。從邊塞詩的發(fā)展歷史來看，漢魏時期也有"名副其實"的邊塞詩，如馬援的《武溪深》、霍去病的《霍將軍歌》以及曹操北征時期的邊塞詩，均是邊塞軍旅生活的真實寫照。南北朝時，邊塞詩雖然數(shù)量大增，但因南朝詩人受時代和疆域局限，并無一人到過真正意義上的北方邊塞。即使是鮑照和吳均的邊塞詩，雖氣勢磅礴，格調(diào)高昂，仍舊缺乏邊塞的真實感。經(jīng)過隋代的過渡，到初唐時期，邊塞詩不再是憑借史書遙思邊塞寫漢代英雄和史事，而是以親歷邊塞和戰(zhàn)事為基礎(chǔ)，抒寫自己的所見所感，記述邊塞的人物和事件，與時代緊密結(jié)合，成為反映邊塞生活的形象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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