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們還喜歡將市場作為檢驗文物藝術品真假以及價值的評判地，因為拍賣“不保真”，只需要一紙鑒定書即可以橫行天下。但是，當這一切都跟市場失去聯系的時候，我們的文物鑒定的“現實”尷尬也就如落潮后待宰的游魚和蝦蟹一樣，羸弱不堪。

用“一片狼籍”來形容目前國內文物藝術品鑒定的現狀或許有些夸張，畢竟我們還有很多活躍于各種鑒定場所的專家以及扎根于荒野之中的考古隊伍，這些都在彰顯著文物藝術品鑒定領域的綜合實力。但文物藝術品鑒定實力的強弱與綜合實力沒有太大的必然聯系，真正在整個行業(yè)當中能夠起到決定作用的反而是數量相對較小的頂尖人才。

在過去的鑒定當中，國內專家習慣于依靠眼力和個人經驗來作為文物藝術品鑒定的主要依據，但隨著近幾年國內文物藝術品造假技術的不斷推陳出新， 就連一些業(yè)內“ 泰斗”級的鑒定專家也相繼出現“走眼”之后，原有的鑒定經驗便顯得有些跟不上時代的節(jié)奏了。確實，造假者是為“利”鋌而走險，靠的就是技術上的“新”和“絕”，只有達到讓專家都誤以為真的地步，才能夠算是“靠手藝吃飯”。而反觀鑒定者，多數都以老資歷的“學究”為主，精力有限，很難做到文物鑒定的“與時俱進”。也許是鑒于當前鑒定領域所存在的現實困難，國家文物保護基金會社會文物保護專項基金在前段時間發(fā)出聲明，希望聯合更多的鑒定力量，結合現代科技技術，打造全新的文物鑒定格局，并以此來解除鑒定領域存在的亂象。

那么，問題來了：新的文物鑒定格局尚未確立，舊的鑒定方式存在弊端，若在此時碰上比較棘手的文物需要鑒定又該如何進行呢？最近幾起關于“紅軍”借條真假難確定的案例，或許可以視為當前文物藝術品鑒定現狀的一個縮影。

前段時間，一張前后糾葛了十余年鑒定求真之旅的“賀龍借條”再度被媒體搬到了臺前，另一張飽受非議的“新四軍借條”也隨之成為了各大新聞媒體關注的焦點。兩張借據， 分屬不同的所有者， 但卻面臨相同的境遇：真假難鑒定。前者“賀龍借條”有著十余年辛酸曲折的求證之路，最后在旁證者那里獲得了安慰，被認為是真；后者雖在時間上不如前者漫長，卻也同樣一波三折，最終的結果是一場“3 0分鐘的關門鑒定”和一紙“仿造”的鑒定結果。前者被視為真，卻無權威鑒定機構的保證；后者被視為假，卻以“‘草臺班子’的鑒定”為由而不被擁有者接受，準備上訴至更高一級的文物鑒定機構。

兩張解放前的“借條”，70余年的歷史，勉強可以被視作文物，暫且不考慮其歷史價值和市場價值，所面臨的卻是一個永遠都不能令人信服的鑒定結果。如此脆弱的鑒定力和公信力，實在不是一個文物大國所應該擁有的文物鑒定現狀。